
题图:顾士本先生画作《1934年上海外滩》。左下角的“1934”四个字是我加上去的。
第一次看到顾士本先生的这幅画作,好像是在某家画廊的一本拍卖画册上。当时就很喜欢,而且这幅画也不贵,有一种想买下来的冲动。可是后来觉得,我更喜欢的其实不是这幅画本身,而是它描绘的对象--1934年的上海。
1934年,黄金时代的这一年并不太平,国内国外都战乱四起。但是这时的上海,依然一派的“东方纽约”的华丽气象,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和国内各地的寻找梦想的人们。不同阶层、不同地方、不同职业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立足之地,或者是外滩上的欧式洋楼,或者是石库门里的亭子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的想成为南京路上呼风唤雨的银行家,有的想成为众星捧月的电影明星,有的想成为十里洋场上的丁力和许文强,而有的,只想享受每天黄浦江边的夕阳。每个人都怀揣着自己的梦想,来到这片乐园。梦想的力量能让人忘却伤痛,尽管艰难,却能前行。
C同学毕业后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留学,托人给我捎来一台1934年产的KODAK 8m毫米电影摄影机,黑色皮革外皮,钢铁机身,造型精致紧凑小巧,只有一本32开的书的三分之二大小,但全金属的机身却分量十足。虽然历经了动荡不安的七十四年,但依然崭新如故。把它拿在手里,我甚至要怀疑,现在是不是1934年?我前两天是不是才在南京路上的某家相机店逛过?留着油光可鉴的发型的店员是不是热情地向我推荐这款今年夏季最新款的8m电影摄影机?多少钱买的?好像是50银元?我是不是留下了自己的公寓电话,让他们一有新款相机就打电话通知我?……不记得了,一切都模糊不清,不知道这是自己的想象,还是前世残存的一点回忆……
这台机器让我想起了它的后辈--现在的DV。那时的它,也和现在的DV一样,是时尚潮流之物吧。我是否曾经将它放在自己的包包里,拍摄过市政厅门口停着的某辆银色老爷车?拍过南京路上的双层电车?拍过先施百货打折时门口的拥挤场面?拍过晚霞满天时天空飞过的老式双翼飞机?拍过吐着白烟缓缓驶进黄浦江的邮轮?还拍过给几个即将乘坐美国邮轮前往纽约留学的同学举行的送行晚会?朋友们的鬼脸和表演,是否像卓别林的黑白电影一样,滑稽而搞笑?甚至,我会不会参加上海市民战地宣传队,拿着我的LEICA相机和这台电影机,到前线去拍摄将士们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英姿?想象着自己如果真的生活在1934年,还去参加战地宣传队,或许会穿得像一个冒险家:白色的太阳帽、军装款式的上衣、束着裤腿的军裤,还有短靴……如果真的那样,希望我没有给士兵们增添麻烦……
2008年,某个夏日的午后,我把玩着我的老摄影机,想象着1934年的往事,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电视里正在直播的抗震救灾报道。不幸罹难的同胞,一个月来始终让我伤痛。而那些失去父母,或者虽然没有失去父母、但是不得不截肢的孩子们,却让我揪心。因为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实现他们曾经的梦想了。虽然,在这样一个灾难的五月,我们真的要说:活着就是幸福。可是,无法实现梦想,或者不能再有梦想,而且自己再也没有能力去创造条件实现梦想,这样的活着,我想他们会活得很艰难。很惭愧,我拥有的,他们几乎都没有。衷心地为他们祈福!希望他们能够实现梦想,能够在某天下午,和我悠闲地回忆一段1934年的往事!
附:1934年的KODAK CINE25 8毫米电影摄影机

那时的相机或者电影摄影机都是这样华丽的真皮外套风格。镜头右边的银色按钮是机舱盖开关。

机身另一侧。银色的把手是上发条用的。这款电影摄影机不是手摇的,而是靠发条的,上满一次好像可以拍二十分钟。把手下面的银色按钮是快门开关。

这个既是提手,又是取景框。

前取景框的玻璃有一点裂缝。

镜头下方的铭牌。

镜头只能调光圈,无法调焦。

镜头的光圈最大是2.7,最小是16。

机身一侧有相当于使用指南的铭牌,指导使用者在不同的光线条件下使用不同的光圈。

上发条的把手平时可以折叠起来,就像这样。把手非常新。

打开来就是这样。想起了家里的老式大座钟。记得小时候,每次外公打开座钟的门,从里面拿出钥匙一样的把手,插入发条孔,“嗒嗒嗒嗒”地转动,我就特别感兴趣。后来每次外公上发条时,我都闹着要大人抱我去给大座钟上发条。

这是快门。往下拨,机器就嗒嗒地转动起来。往上拨,就停止转动。

从这个指示窗可以看出里面有没有胶片。

这是机舱盖的开关。往左边拨,机舱盖就打开了。

机舱里面更是新得很呢。

这个就是拍摄的动力来源啦,发条就在里面。

那时的电影胶片还是一卷一卷,圆圆的,像透明胶一样。拍摄的时候,把胶片插在这个轴子上……

然后绕过发条机前方、镜头后方……

最后卷到这个空的胶片卷上面,就可以开拍了。

机舱盖内侧的铭牌,指示使用什么胶片,当然要使用KODAK的反转胶片啦。

1934年,KODAK在加拿大的工厂生产。

复古的KODAK电影摄影机和复古的Cartier手表,合影一张充满怀旧感觉的复古照片。